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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入不高的美国家庭而言，不断加征关税使得他们原本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贸易战中受伤最深的是那些原本就收入不高的家庭，”美国德尔塔儿童用品公司总裁约瑟夫·沙米说，“抚养一个孩子长大需要花很多钱，关税的冲击将导致他们更加入不敷出，或者承担更多安全风险，这对他们来说公平吗？”

‘绝望’‘自信满满’‘遗憾’是王嘉男总结的2017年度关键词。不同往年的高频率出场，王嘉男在今年只参加了5项赛事：这一年他在贵阳跳出了8米29的个人最佳，在天津收获了一枚全运铜牌，也在伦敦与领奖台遗憾无缘。喜忧参半的赛季落下帷幕，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王嘉男告诉自己，一切又将‘从零开始’。

第一财经：WEO第四章也讨论了科技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驱动性角色。但未来，例如人工智能等科技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给中国、美国和全球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失业、机器人的伦理等等，我们将如何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拉加德：教育、教育、教育。培训、培训、培训。前面提到的问题的确可能因为科技进步而产生，目前（这一情况）正在加速，因此，我们也需要加速相关的投资和相应努力。

2）建立居住导向的比较完善的住房法律体系（邵挺，2012）。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以居住为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建立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德国的主要经验，对中国有很大的启示。在中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基础上，应抓紧起草《住宅法》、《住房租赁法》和《住房保障房法》等各项专门法律，构建完整的住房法律体系。借鉴德国经验，法律首先要明确住房的居住属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强化对市场投机性需求和开发商“囤地”、“囤房”等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行为的法律约束和处置。其次，要构建租户和购房者利益维护机制。对房东和开发商短期内过快提高租金和房价的行为，法律要明确严厉的处罚措施，以法律形式遏制漫天涨价行为。同时，要建立独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制，对不同地段、不同类型的住房必须定期制定详细的基准价格作为执法依据。

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有三方面值得深刻反思，一是，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否到位；二是，把优化产业结构当着防范金融风险的后盾，我们目前执行得是否到位；三是，推动供给侧改革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垫脚石”，我们实行得是否足够彻底。“三思”方可行远，这样的反思确实是有必要的。

3）“保房价还是保汇率”这一选择题的存在，说明房价和汇率之间存在定价错误和套利机会，必须要进行修正，否则面临持续的资本出逃。比如1990年前后日本的案例中房价存在高估、汇率存在低估，1997年前后东南亚的案例中房价和汇率都存在高估，2014年俄罗斯的案例中汇率存在显著高估。东南亚和俄罗斯汇率高估的根源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和前期货币超发推高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日本当年汇率低估主要是80年代没有顺势贬值以及1985-1990年贬值过快。